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探索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邓小平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一个重要亮点。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和支援了其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先例，为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党政军工作骨干和人才，表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艰苦奋斗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 
　　一、参与红七、红八军的创建和发展，为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作出贡献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只有建立起革命的武装力量，才能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从而实现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重视建立革命武装。在大革命时期建立了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并支持工农群众建立革命武装。但当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共产党没有强有力的革命武装进行抵抗，这是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于此前后在全国举行多次武装起义。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在广西省右江地区领导百色起义，成立红军第七军。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在广西省左江地区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红七、红八军成立后，邓小平为巩固和发展红军，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造旧军官、解决地方反动武装、武装农民三项重要主张，即：“加紧八军本身的改造，肃清旧的军官，分配同志以主要的工作”，“迅速解决地方有反动可能的武装”，“武装农民好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以为扩大红军之基础”。按照邓小平的意见，红八军给农民发了300多支枪，为工农武装的发展给予帮助。解除地方反动武装的工作也取得很大成效。虽然邓小平说“因技术上不完善只解决了大半”，但“上面这些决定，在短期内作出了相当成绩”。
　　红七军和红八军成立后，先后在隆安、平马、亭泗、思恩、古州、百色、果化、武冈、长安、江华、梅花等地同敌人交火激战，给敌人以有力打击，红军损失也很大。战斗最激烈之时，“统计在右江约有三月半之久，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与豪匪武装的作战简直成了家常便饭”。1930年11月9日，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7000多人奉命北上，红八军余部经过艰苦斗争与红七军会合，编入红七军。12月5日，红七军攻打长安，战斗持续“五日之久，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白崇禧亲到指挥，斩断浮桥背水死守”。“长安作战的确建立了七军的威风，敌人称我军是全部的北伐老兵”。1931年2月，梅花之役激战5小时，红军“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全军干部损伤过半，真令人痛哭”。“作战失败后即退入山中，兵力疲极，失败情绪甚增，伤官兵不下二百，最难处置不过此时，后经多方设法才勉强将伤兵官安置”。在渡乐昌河时，部队被截为两部分，邓小平和李明瑞渡了河，张云逸却未能渡河。后来张云逸率部队迂回渡河向江西前进，和邓小平等会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红七军仍坚持斗争。直到1931年3月上旬进入湘赣苏区，参加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1931年3月17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的训令，指出第二次反“围剿”已经具备的有利条件：因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缴获许多枪、弹，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地新争取到数十万群众，新增加了一支生力军――第七军，“这种种条件都保证我们这回必然要得到更大的胜利”。毛泽东所说的生力军，就是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同年7月，红七军2000多人在江西兴国桥头镇和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会师并编入该军团，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总之，百色起义是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发展革命武装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集合了六七千人的队伍，同国民党部队进行了多次战斗，对国民党反动派给予了有力打击。部队转战湘赣后和中央红军会合。这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武装力量，被毛泽东誉为“生力军”。邓小平对这支革命武装充满感情，他到中央汇报工作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后，还向中央提出回红七军工作。邓小平参与红军创建和发展，为发展革命武装所作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作出贡献 
　　百色起义能够成功，和邓小平等人遵照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党的六大精神分不开。邓小平受中央委派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工作，充分重视运用统一战线这一革命的法宝。他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出入俞作柏官邸。俞作柏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他和当时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都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俞作柏弟弟、共产党员俞作豫的影响，主动要求中共方面派干部支援。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绝佳机会。俞作柏和李明瑞在1929年春的蒋桂战争中倒向蒋介石，致使李宗仁、白崇禧败北，因而执掌了广西军政大权，但他们自知根基比较薄弱，又深知蒋介石不可靠，于是请中共方面派干部支援。李明瑞是桂系骁勇善战的名将，北伐战争中，贺胜桥一战使他名扬整个北伐战场。他和俞作柏是表亲关系，但他的革命倾向更为明显。早在1928年中共六大已通过了有关开展兵运的决议，提出在部队中争取进步力量，发展党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利用桂系内部的矛盾，开展对桂系军阀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正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邓小平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在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在冯玉祥部队从事统战工作、在中共中央担任秘书长，经历丰富。为贯彻中共六大的决议，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25岁的邓小平于1929年9月上旬来到广西。 　　在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中，开始进展并不顺利。9月中下旬，俞作柏、李明瑞在汪精卫派来的薛岳游说下，决定成立南路讨蒋军，联合张发奎共同反对蒋介石。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在劝阻不成的情况下，为掌握武装力量，说服俞作柏、李明瑞让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留守南宁，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俞作柏、李明瑞于10月1日在南宁举行反蒋誓师大会，率军进攻广东，不到10天即遭失败，返回南宁。10月13日，俞作柏、李明瑞和俞作豫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乘船撤向龙州。在此情况下，邓小平率广西特委同志向百色进发。11月中旬，邓小平在百色清风楼同李明瑞彻夜长谈，一方面说服李放弃攻打南宁计划，一方面阐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准备领导发动左右江起义，组织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计划，以中共广西前委的名义请李明瑞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接受了这一职务，还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邓小平在广西第一次独当一面开拓统战工作局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在检讨这段工作时说：“七军本是和平转变来的，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党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点，党的领导仍是薄弱，不能在紧急关头打破官兵的失败情绪”。其原因，固然是干部太缺乏，但工作方式不够更是主要原因。邓小平对这期间统战工作的反思和总结，对以后党的统战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三、发展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政权，为创建左右边江革命根据地作出贡献 
　　党的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进一步开展，农村根据地逐步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政权赖以生存、发展的依托和阵地，也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主要阵地。1929年，到广西后化名邓斌的邓小平，首先同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了联系。他影响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一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紧接着又以培训初级军官，加强广西军事力量的名义，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成立广西教导总队，派进了100多名共产党的干部学员。驻守南宁的广西警备大队实际上被共产党掌握，共产党员张云逸担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广西的变化引起了国民党军阀的密切注意，失去广西地盘的李宗仁惊呼：“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党之西南根据地”。 
　　1929年10月中旬，俞作柏、李明瑞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撤向龙州。邓小平等指挥部队将武器弹药乘船溯右江而上运往百色，其余部分发给右江沿岸各县农军。张云逸率广西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有资料说邓小平在南宁策动了“南宁兵变”，然后和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把部队拉到了广西西部的百色和龙州即左右江地区。这个地区有一定的革命影响和较好的群众基础，农民领袖韦拔群时任广东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主任，正领导右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韦拔群还派黄松坚到百色见邓小平。邓小平指示韦拔群，带领农军继续清除地主反动武装，武装工农，扩大部队。10月22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队到达百色，并将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30日，邓小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左右江地区党和军事工作，直属省委指挥。12月初，邓小平根据龙州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左右江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对百色起义的部署重新调整，右江先行起事。在部署好起义工作之后，邓小平返回上海汇报工作。 
　　12月10日，按照事前部署，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分别组织召开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会议、百色工人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举行起义转变为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府两个决议。当晚，又将百色的县长和禁烟局局长加以监禁;向商会宣布红七军将于11日成立，收缴商团枪枝。 
　　按照邓小平和张云逸的部署，中共广西前委于12月11日在百色召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3000余名群众到会，会上宣布成立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大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会后举行全城游行。新成立的红七军设三个纵队。中共广西前委改为中共红七军前委，由陈豪人任书记，张云逸、韦拔群等组成。第二天，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百色、恩阳、奉议、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 、镇结、东兰、风山等11个县的农民代表，5个镇的工人代表和红七军士兵委员会的代表80多人参加。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任委员。随后，右江地区10多个县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并同左江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根据地。 
　　1930年2月1日，按照邓小平、张云逸等的部署，龙州起义举行。中共左江军委在龙州县城召开有1万多人参加的工农兵群众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红八军由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和左江工农武装组织。左江革命委员会由王逸任主席。左江地区的上金、凭祥、龙茗、养利、崇善等县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未建立革命政权的县也成为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活动范围。至此，广西红军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 
　　龙州起义成功后，邓小平审时度势，决定停止红军攻打南宁的行动。1930年2月7日，邓小平取道香港、越南回到龙州，听取留守后方工作同志的汇报，得知红八军主力已经离开龙州，到左江各县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建立工农政权，并准备会同红七军攻打南宁。邓小平还了解到，左江革命委员会虽已成立，但尚未开展实际工作，政权很不稳固;红军主力出发后，留守后方的是极靠不住的收编队伍。在此情况下，邓小平从主观和客观条件估计，攻打南宁必遭失败，特别是红八军更为危险，有全军覆灭的可能。根据中共中央不打南宁的决定，邓小平命令红八军撤回龙州，同时电令红七军停止攻打南宁的行动。1931年1月2日，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攻占全州并召开前委会议，邓小平等总结北上以来攻城夺寨、强攻强打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主张放弃攻打大城市的冒险，得到多数人赞同。邓小平在领导红军活动中，团结壮、汉、瑶、苗各族人民，处处照顾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红七军回右江活动时即已决定在右江仅停留很短时间，与滇军作战后又提到此问题。但考虑到农民群众的利益，部队将离开右江的时间推迟。因为“秋收快到，如果红军离开，则农民的收获必全被豪绅抢去，必使农民发生反感，并且农民分得了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必定得到了秋收才能深刻地感到土地革命之意义。故当时决定‘相当保护秋收’的原则，计时九月底可出发。结果实现了这个决定”。红军在连州停留时开展群众工作，“因为敌人放火烧街，我们救火给了城市民众甚至于商人以很好的影响。”邓小平认为，“一路群众，穷苦的对红军感觉是好，不满豪绅、民团、县政府、国民党，亦能对我们宣传表示接受，但发动斗争不是几天的事，群众还是害怕。”因此，对群众的工作要耐心细致，不能简单敷衍。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注意从实际出发。他提出在右江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邓小平解释说：我们没有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分配的方式是“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
　　四、坚持党的领导，为党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在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邓小平坚持党的领导，为巩固和发展党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是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部署领导起义，以后又担任中共广西前委书记，领导党组织在军队和地方建立组织机构，积极发展党员，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打下了组织基础，也为党在广西的组织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此期间注意了解实际情况，多次召集会议，讨论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决策，实行集体领导，反映出很好的工作作风。 
　　邓小平到广西不久，就和雷经天、陈豪人、俞作豫等取得联系，他听取了情况介绍，传达了中央指示，研究了工作任务和部署。决定：发动群众，抓紧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为武装斗争做准备;做好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继续采取单线联系、秘密接触的联络方式;筹备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9月10日至14日，广西特委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通过了《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以及关于组织、职工、宣传、农民运动、军事、土地革命、妇女、共青团等方面的9个草案，确定广西党组织今后的工作路线和中心任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广西特委。可见，邓小平在广西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召开省级党的代表大会，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发动奠定了领导基础。 
　　为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邓小平多次召集会议，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党的核心作用。1929年12月初，他在龙州讨论起义工作计划时，强调要抓紧建立和健全左江地区的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的核心作用。会议决定成立龙州县委，派出干部深入左江各县建立党组织，发展新党员，做宣传发动工作等。1930年2月9日，邓小平召集中共左江特委和中共红八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八军暂时组织一个前委”，计划红八军与七军汇合后八军即取消，健全七军实力。在会议中，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决定了八军及左江工作方针”，“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一方面分配所有的同志到下层群众中去做实际的工作，反对机关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分发队伍到龙州附近几县游击，发动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农会等政权及群众的组织”。同时设法和红七军联系，等等。会议“对于党、政权、红军的工作均有相当具体的决定”，“上面这些决定，在短期内作出了相当成绩”。在这次会上，李明瑞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这对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3月中旬，邓小平在向都县召开县赤卫军和苏维埃政府部分负责人会议，指示要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政权。5月，邓小平在河池召开红七军党员大会报告中央指示，同时讨论行动问题。他认为：当时湘南驻有重兵，不易通过。右江群众自红军离开后，失败情绪非常之深，对红军表示不满。在发展、巩固右江工作上，需要红军回右江一段时期。回右江可以发展第七军，可以解决服装、经济的问题。这些意见得到大家赞同。因此，会议决定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和改编红军，3个月后向外发展。 
　　10月2日，邓小平在平马召开红七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定改变军队编制为3个师，留下21师在右江作为发展的基础，由韦拔群任师长，第19、20两师（每师两团）离开右江去攻打柳州、桂林。11月7日在河池召开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向武汉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这些决定都是脱离实际的错误决定。河池会议以后，红七军在实践中纠正了这些“左”倾错误，但部队已经遭受很大损失。 
　　邓小平重视在红七军中发展党员。共产党员在作战时特别英勇，在战斗中伤亡很大，正如邓小平所说“每次作战死伤的大半是同志”。红七军中党的组织完备，总指导机关是前敌委员会，下有师团营委，连有支部，每级均有士兵同志参加，但极弱。前委在河池党员代表大会上进行改选，担任前委成员的有邓小平、陈豪人、军长张云逸，师长李谦，团长袁振武，士兵李朝纲等。红七军到江西崇义后决定取消前委，但仍保留由邓小平兼书记的团委。组织机构的完整，为党指挥枪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邓小平还重视干部的培养和训练。他亲自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亲自编写教材。他讲授《党的问题》、《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等课程，把讲稿油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对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起到了很好作用。1930年7月，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到平马镇整训，举办为期3个月的教导队，培养连排基层干部。邓小平给学员讲第一课，主要内容是右江革命形势和举办教导队的目的、意义和要求，鼓励学员们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之后，邓小平多次讲课，论及工农民主政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军队性质等。同时，邓小平还举办右江地区党政干部训练班，主讲政治理论课，来自东兰、果德、恩隆、奉议等县的50多名干部参加了学习训练。邓小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干部的训练，我们注意到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外，不断地办训练班，参加的多半是贫雇农，但成绩甚少（讲的课目均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邓小平对这期间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作过检讨，他说是“忽视了发动右江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同时，当时作战完全没有运用群众的战术，单凭红军的力量，深入白色区域去打硬战，处处受敌人（豪绅民团）的扰乱”，还“因干部的缺乏（地方工作干部简直没有）收效仍然不多，发动群众方法完全不懂，不能回答群众的问题。”这对于红军总结经验和教训很有帮助。 
　　五、百色起义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拥护。邓小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转变后兴奋了右江的群众，百色、平马的群众大会到的群众非常之多而热烈，红军本身的情绪非常之好，战斗力亦甚强，在隆安作战中充分表现出来。”在红七军、红八军成立后，在作战中注意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对动摇敌人军心产生了很好效果。红军曾经从怀远到思恩，又由思恩向贵州之古州（贵州三大城市之一）游击，结果攻下古州，子弹得到相当补充，经济也得到相当解决，士兵情绪提高。特别是红军执行的优待俘虏政策，在贵州军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攻下古州，消灭了敌军大部（四五百人），对敌军俘虏的官兵均非常之优待，对贵州军队有不少的影响，甚至不少中下级官长，对进攻红军问题表示动摇。”后来贵州军阀王家烈始终不愿与红军接触，这也是原因之一。
　　邓小平很重视左右江革命斗争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他在1930年1月谈到：“左江的发动是刻不容缓，如左江能发动，这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大。这种斗争发展的方面，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1931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谈到红七军的工作。1931年7月，红七军转战桂、湘、粤、赣四省后和中央红军会合。千里转战中，红军沿途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播下革命的火种。在江西崇义，邓小平“动员全军以一连一营为单位分散游击，经常给以工作方式的指导，结果经过二十余日的工夫做了相当成绩，创造了三个区苏维埃，几个乡苏维埃，找出贫苦农民到苏维埃工作，组织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群众情绪还好”。这对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扩大革命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及红军在广西的活动，还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在龙州设有领事馆。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因龙州民众进行革命运动而发出无理照会，照会中提出倘共产主义蔓延到龙州，将请越南政府派遣武装卫队护卫。针对外国列强的挑衅，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于2月19日在龙州体育场举行万人反帝斗争群众大会。大会以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反对法帝国主义无理侵犯中国主权的通电。会后，数千名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并冲击法国领事馆，烧毁海关楼等。邓小平说，“当时并不懂得可以讲一讲外交政策”，“群众甚高兴，游行时亦甚热烈”，“我们并利用了无线电发英法文通电于全世界。“帝国主义对龙州赤色政权非常重视，特别是对安南革命的影响，给法以极大之恐慌，故敌军之迫不及待地向龙州进攻，与法帝之催促有很大的关系。”中共中央对红八军和左派革命委员会的反帝行动给予高度评价，要求全国声援。3月2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还发表题为《赤色的龙州》的社论，称赞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